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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辞退红线、建议部分岗位向35岁以上群体倾斜、建议给女员工占比高的企业减税、建议对35岁职场门槛增加监管处罚……全国两会上,多个代表委员的建议登上热搜,它们直指当前就业市场的不良倾向,即各种“就业门槛”正在破坏就业公平、影响一些人积极就业的信心。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14亿多人口大国保持就业稳定,难能可贵,蕴含着巨大创造力。报告同时也提到,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,稳就业任务艰巨。
全国两会前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,最令受访者犯难的就业问题是性别、年龄、学历等就业歧视依然存在。“年龄35岁以下”“我们不招女性”等,一些用人单位给求职者打上年龄、性别甚至地区等限制性标签,看似是在筛选劳动力,实际是在同等条件下歧视劳动者。不少代表委员在调研中发现,就业歧视正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、阻碍劳动力有序流动、妨碍稳就业目标实现的一大障碍。
就业歧视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,它不仅显著缩短社会成员的就业“黄金期”,带来巨大的人才浪费,对企业发展也极为不利。以代表委员多次批评的“35岁职业门槛”为例,它折射出一些企业用人观念的问题,即只注重劳动力“便宜、好用”,忽视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支撑。知乎上曾有一个阅读量400多万的帖子提到,“如果知道35岁就要被辞退,那我还努力深耕一个领域做什么呢”。设置“就业门槛”不仅可能将有能力者拒之门外,造成用工成本上涨,还不利于劳动者投入企业的长期发展。同样,性别、学历等就业歧视也会造成类似的不良效应。
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,与很多社会问题相连。“只招35岁以下”“只要985毕业生”“几年内不得怀孕生育”等现象的存在,加剧着年轻人的生存焦虑,甚至使有的人不敢走入婚姻、不敢生育。一些地方女大学生就业困难,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。对高龄农民工的就业限制,也容易引发一些劳动纠纷。
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置为1200万人左右。人社部数据显示,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1662万人,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,规模均创近年新高;同时,劳动者的技能素养与岗位需求存在落差,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,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。可见,眼下拆除各种形式的“就业门槛”是需要全社会合力纾解的难题。
代表委员们给出不少建议:完善立法和推动司法,提高就业歧视的成本;切实推动人力资源专业化和职业化,既要将年龄、性别等“硬门槛”从招聘过程中抹掉,更要消除用人意识上“软门槛”,真正做到任人唯贤;做实做细就业服务,引导和助力劳动者提高技能水平,有底气、有实力对就业歧视说“不”;建立畅通的职业晋升、岗位流通渠道,让更多劳动者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。
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,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,这既是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。
破除人为的就业羁绊,纾缓就业压力和就业焦虑,为更多人打开更大的就业空间,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,我们要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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